他们对现状不可持续的观点有以下四方面理由。
其实，那个时期也不是没有经济波动，有的时候还是强供给，不过需求可能更强，比如过度投资和大干快上。强供给、弱供给、强需求和弱需求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四种宏观经济格局，其实也是四种经济增长常态。
我不认为所谓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但是，与之相伴的是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一旦出现宏观经济波动，或者到了40岁，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形，他们就回家了，劳动参与率被制度性压低了。后来经过归纳，特定发展阶段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有高有低，平均起来大概是在人均收入17000美元。虽然日本走了弯路，失去了二十年，但是由于当年已经是高收入国家，所以，日本可以说是陷入了高水平陷阱。
而林毅夫讲经济增长要靠投资，因为技术进步和新的比较优势都体现在投资中。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展开新一轮开放景气增长并取得巨大成就，然而在汇率、利率、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与价格扭曲环境下，中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提速伴随顺差急剧增加，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并与经济基本面强劲增长动力相互激荡，派生以房地产价格飙升为突出表现的新通胀模式。
这个看似悖论性现象自有其复杂原因，根源之一是中国宏观调控过于宽泛化。下表列举笔者研究十年宏调史梳理的几十种具有宏调手段性质的政策工具，大体可分为三类。宏观价格工具利用受过多限制，实际负利率间歇性发生，金融抑制程度有增无减，宏观经济稳定目标难以实现。除大案查处、暂时冻结建设用地供地等特殊宏调举措，新世纪初年宏调宽泛化重要表现之一，是政府投资主管部门重建大规模产业政策目录，经常以宏调名义对很多部门投资实施各类管制。
上述第一类宏调工具与市场经济原则兼容度较高，后两类超常与特色工具更多与中国转型期体制环境特征相联系。然而反观多年实际情况，虽然市场经济架构早已初步建立，尊重产权与平等竞争早已成共识，为什么一些行政部门干预之手反倒越伸越长，以至于北京十八大以后简政放权与约束公权力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头戏之一。
随着中国反腐风暴的持续，发改委也接二连三曝光贪腐案，该系统司局级以上官员东窗事发见诸报端案件已有十多起。汇改多年难以摆脱被动反应格局，使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价格工具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调节作用。首先还是补充说明一点，发改委部门受命主持事宜并非都该收手，比如发改委部门职能包括分管发展与改革工作，目前中国改革任务紧迫繁钜，显然不能收手而应力推。篇幅长达几万字的经济结构调整目录，把本质上属于产业政策干预措施视为宏调工具，借助宏调政策通常具有的相机抉择原则，比较频繁而随意地干预企业与市场运行，难免会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并抑制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
同年8月中国国务院出台18号文件全面部署房地产政策，其中把房地产看作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表述被解读为对121文件的反制，折射体制内对当时宏观形势不同看法。赞同投资管制观点认为，有关部门产业政策目录大量采用核准而不是审批方式管制投资，由于核准不同于审批因而与《行政许可法》并不矛盾。政府垄断建设用地供给和地价扭曲体制，有关改革更是尚未真正破题。产业政策宏调化与宏调部门多样化与工具宽泛化现象相联系。
三是行政干预型工具，如2008年初价格管制、2004年暂停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与查处铁本案例推动宏调等。另外最近反贪案例显示，特定部门拥有过高过重投资管制权与其他项目审批权，还容易产生官员以权谋私与贪污受贿问题。
经验表明，宏调宽泛化既是深层改革滞后和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也是某些方面妨碍改革深化甚至客观上促成旧体制某些因素复归的现实根源。利率市场化改革虽有不少进步，然而在利率管制关键环节上迟迟未能果断推进。
2004年4月底严厉查处江苏一家民营钢铁企业，掀起一场被媒体形容的宏调风暴。一是总量参数型工具，如存贷款利率、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财政赤字规模等。 （本文为作者中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评论之五，作者近期出版《搞对价格管好货币》、《大国追赶的经济学观察》等专著）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改委 。只有针对其体制根源切实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规范的笼子里，才能使行政部门该收手时都收手。市场经济需尊重微观主体合法决策自主权，保障各类产权、合约与规则的有效性，培育市场行为主体有恒产有恒心的稳定预期，促使人们行为合理性化并巩固市场经济基础。两方面看似矛盾现象，在过于宽泛化宏调体制环境下令人诧异地兼容并存
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改革和人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改革政策。另一个关系是，如果劳动力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是无限供给的，因此你的资本不断投入，就不会遇到递减的现象。
我们都知道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些都是人口因素。最后一点，当我们知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人的城镇化可以带来总体上的改革收益。
二是2010年出现了显著性的转折。农民工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的提供。
我们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我们利用改革收益分摊改革成本，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在这里我的意思。消费需求比较稳定，这一部分成为我们宏观经济的稳定器，一方面稳定住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努力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可以从需求方保证今后的经济增长根本持续，宏观经济更加稳定。从过去这些年发生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是2004年我们第一次看到劳动力短缺。尽管不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其实也是一种改革的红利。
如果没有其他的变化，潜在增长率还将继续下降，到十三五期间大概降到6.2%。2012、2013年和今年的状况，过去是7.7%，今年是7.5%，大体和我们的预测一致。
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新的改革方式，老的改革方式是帕累托改进，这个改进收益很明显，让一拨人获益而没有受损，这种改进好，大家欢迎。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现在已经是53%、54%，但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也有35%、36%，这两者之间的差其实就是农民工。
这两个因素可以实现高准确率、高基准率以及资本报酬较高，这两个因素支撑了过去30多年主要靠资本积累推动了经济增长。再有一个是生产率，如果劳动力转移速度没有那么快，和发达国家距离缩小了，继续提高的空间也在缩小，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合并到一个增长的账户都会得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显著下降。
从沿海地区扩展到全国范围，到今天我们还知道，招工难一直是企业和地方政府最头疼的一件事，这是2004年到今天为止，而且工资不断上涨。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没有解决，因此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供给水平、劳动的参与率。过去这几年普通劳动力的工资上涨越来越快。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到2010年达到顶峰，在这之前已经发生了是绝对的减少，每年以几百万人的速度在绝对减少，这两个转折点合起来意味着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利用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有无限的供给劳动力，也不再有资本报酬递增的现象。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8月31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成立大会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但是60%、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积累，那么它跟人口红利有什么关系?第一个是当处于下降的趋势，而且负担越来越轻的情况下，其实有利于我们更多的经济增长剩余转化成积累、储蓄，从而投资，这是一个原因。
我们推进人的城镇化，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收益。在十二五规划期之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约是10%，我们真实的增长率大约也是10%。
人的城镇化即通过改革转方式提高潜在增长率获得改革红利，同时还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民生，调整收入分配，也有助于平衡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减速，原因是什么?过去30多年我们高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